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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招行自贸区分行行长骆君生：

　　十年前，招商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行长骆君生的博士论文就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关。他说，这是招行总行选他做自贸区分行工作的原因之一。


　　招行自贸区分行是第一批进入自贸区的银行，也是少数几家将自贸区分支机构定位为一级分行的。这意味着自贸区分行和省市分行同级别。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骆君生说，上海自贸区改革就像是“穿西装的人”在大坝上凿洞，改革者需要牺牲精神和更大的勇气，也只有眼光放长远，才能更加高屋建瓴地对待问题。

　　上海力争形成人民币

　　在岸、离岸一体化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上海自贸区改革有何历史意义？它与金融改革、市场化导向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有何关联？

　　骆君生：自贸区与这些方面连在一起主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维度是自贸区对推动金融改革或经济改革有实质意义。很多人一直搞不懂什么叫自由贸易，中国也倡导了很多年的自由贸易，但现在从世界范围来看，和真正意义的自由贸易还有一定区别。

　　比如说利率和货币的扭曲。国际上认为中国是有管制的，政府是有补贴的。还有退税、对服务贸易的限制等，对自由贸易是有障碍的。自贸区改革就是为了推动这些进步。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国家战略，也被看做是推动经济改革的龙头。

　　第二个维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路线。这就需要一个自由贸易平台去实现这种思路。那些妨碍自由贸易或者非市场化的东西，需要想办法去打破。

　　第三个维度是国际的大背景。亚太的TPP、欧洲和美国的TTIP，都是在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过去努力加入WTO，也享受了政策的福利，但在新的时期，其他国家都在推进更高的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中国也要继续跟国际再融合或者接轨。

　　我认为，上海自贸区的产生并不是迫于外部压力。国际大环境、中国的改革方向以及改变阻碍自由贸易的门槛，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

　　日报：你觉得自贸区改革和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是什么？

　　骆君生：为何这么多年市场化改革以及经济国际化，没能让上海形成国际金融中心？有三个条件需要重视：第一是一定要打破管制，解除对金融的管制。金融中心是市场化的产物，如果不解除管制，利率、汇率包括人民币自由化和跨境自由流动都难以和国际接轨。

　　第二个是税收环境，涉及到交易成本。跨国公司将其地区总部或者国际总部放在什么地方就要看当地的税收环境，而且这点一定会拿来和周边的税收环境进行比较。因此，上海金融中心税收的国际可比较性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是法制环境。如果法制环境不透明或者不能实现公平交易，我到你这儿来卖东西，但是你欺生，打官司不公正，那肯定形成不了金融中心。法制环境的透明性和可预期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解除管制，让金融资源通过自贸区的改革向上海地区集聚。自贸区的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块试验田，一旦成功，就可以复制、可以推广。最后中国的金融都实现市场化了，金融资源要素的集聚才可能会对金融中心的建设形成土壤，或起到促进作用。

　　日报：你觉得自贸区启动到现在，这三个条件都在推进吗？

　　骆君生：上述三点是一般金融中心形成需具备的基本条件。就基本的三个条件而言，金融改革是在往这方面走。

　　除了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还有金融条件、货币条件、资本条件等。

　　就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而言，还需要什么？第一，需要打造金融中心的金融条件。过去我们国家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是没有金融中心可言的，因为企业在当地可以解决问题，不需要来到上海。所以金融要市场化，要直接融资化。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相对中心的集聚效应。中国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上海也已经具备了形成国内金融中心的条件。

　　第二，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货币条件。上海要想办法形成人民币在岸和离岸中心的一体化。目前上海形成了一个在岸的金融中心，还需要形成离岸的货币金融中心，并且最终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比如纽约就是离岸、在岸一体化。

　　第三，资本条件，即兼具资本净输入和资本净输出。虽然我们现在也输出了资本，却是用美元买了美债，不具备货币条件。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不利于人民币金融中心的形成。一定要把资本输出和人民币对外投资结合，才能形成中国的金融中心。

　　第四，市场条件，即跨国公司聚集及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在上海形成，以及所谓中国价格的形成。首先，市场主体要在上海。中国现在大公司已经国际化了，但其注册的离岸公司都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而不是上海。其次，我们需要的大宗商品，如石油、粮油、煤炭、黄金、外汇等交易市场在纽约、伦敦、新加坡，而非上海，所以就没有形成中国价格。

　　一定要想办法在上海形成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然后建起大宗商品的交易平台，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要素和中国价格。

　　第五，规则条件或制度条件，也就是监管制度和游戏规则的国际化。

　　自贸区与人民币国际化

　　要大张旗鼓地落实

　　日报：上海自贸区建设对于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有何促进作用？

　　骆君生：首先，我想提出“滩外”的概念。上海是金融中心，看得见摸得着的外滩是个在岸的金融中心。外滩叫on shore，滩外叫off shore，滩外的概念就是给上海打开了另一扇窗。

　　光有在岸的金融形成不了金融中心，结合人民币的国际化条件，只有建立了离岸中心，才能形成一个全功能的、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滩外”其实就是上海自贸区。自贸区就是离岸金融，可以被看成离岸金融岛。如果把滩外和离岸金融、人民币国际化结合在一起，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领域和自贸区的路径就能明朗些。

　　第二，自贸区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聚集和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建成。过去中国的国家队是绕到海外去避开国内管制。下一步有苗头和趋势，国家队就会慢慢回到上海聚集。这些国家队的进驻也会慢慢形成中国声音、中国价格和中国规则。

　　第三，上海自贸区建设和人民币之间高度关联，除了外滩和滩外的关系外，从制度安排上，自贸区和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很大关系。形象的比喻是，中国经济就像三峡大坝，高峡出平湖，实际上是用大坝拦起来了，而世界经济是太平洋，汪洋大海，自贸区相当于这中间这段的落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现在，国家提出要通过自贸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但现在从目前改革的路线来看，实际上一线没有完全放开，二线也没有完全管住。

　　这需要有一种渗透效应，要是一线完全放开，大洋和海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二线没完全管制，是希望有一种有管理的渗透，对人民币离岸回流或为人民币通过自贸区流出去开一扇窗。

　　日报：对于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你有何建议？

　　骆君生：第一，自贸区的“可复制、可推广”是指什么？应该是指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管理以及对投资和贸易的制度安排，还有金融改革的措施和效应等。

　　就国际金融中心而言，也只有上海有这样的国际竞争力。有人担心可复制可推广一段时间后，自贸区就会消失？其实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探索意义一定是要形成解除管制后，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离散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政府赋予上海自贸区改革和探索的特殊性。这里特殊性包括：(1)税收一定要具备国际可比较性。(2)法制环境也要有国际认可的透明和公平环境。

　　第二，自贸区的地域范围要更大，要形成自己的中心商务区，要形成一个有形的社会。这样服务贸易的改革、投资贸易、政府管理、国企的改革才能形成试验田，不然会缺少可复制和可推广性。比如，最近的小额外币利率，样本太小，这种放开后看不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和效益，因为自贸区没有什么个人居民。所以我建议地域范围要更大。

　　第三，自贸区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大张旗鼓地落实。把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外资的跨国公司吸引进入中国市场，把自贸区作为资源聚集的平台或桥头堡，包括离岸人民币、人民币的双向资金池。

　　第四，建议改革者一定要有牺牲精神。某种程度上，现在自贸区建设探索就相当于穿西装的人在三峡大坝上打孔，而不是农民工在三峡大坝上打孔，不是穿草鞋的在三峡大坝上打孔。

　　当年深圳改革时，那是赤脚，是没有包袱的。我们现在是在三峡大坝上打孔，作为改革者，如果没有点牺牲精神，本能就会打孔时小一点，没有犯错是安全的，打大了反而会有牺牲的。

                                                             （牛智敬 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