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摆 渡、外 黄 浦 滩 与 外 滩

        当下，仍有国人误认为外滩之“外”为外国之“外”，或自觉不自觉地就把“外滩”一词涂上了一层殖民主义色彩。即便是上海本地居民，包括一部分专家学者对此“庐山真面目”也不乏见解歧义者。
       毋庸置疑，我们反对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在新时期“造滩运动”中，海口外滩也好，其他外滩也罢，都是堂堂正正走路，根本不需依赖殖民文化。
        之所以有人会对外滩概念产生不正确认识，大概一是“由于上海外滩因历史、文化和经济因素使然形成过其一‘滩’独秀、一‘滩’遮天的现象，还由于十年‘文革’浩劫等泛政治化运动人为造成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和人文教育等方面的某种缺失，使得一部分人容易对外滩这一历史知识点产生偏激性与非客观性的认识，进而对现实也产生错误认知”之外，二是由于“遍查所能见到的常用词典，在四百多个“外”字头词条中，不见‘外滩’踪迹” （参见南沙雨《推本溯源话“外滩” 》，http://www.waitan.cn）。因此，仅凭片面了解妄下结论，就难免以讹传讹。针对有人说“外滩是殖民主义者的产物”，中国建筑勘测设计大师蔡镇钰就曾批驳道“这是无知加偏见”（参见洪崇恩《上海“申遗”：外滩当是首选》；www.sina.com.cn，2004年07月03日新民周刊）。
        暂且不说比上海外滩更早的宁波外滩，也不考究个别电子辞典对“外滩”的释义是否具有权威性、正确性，更不评论新生的上海南外滩、东外滩和天津塘沽海河外滩、四川眉山东坡外滩等新外滩都“与殖民文化根本搭不上关系”，仅论“外滩”一词的渊源，从众多学者、尤其是上海本地文史学界近一两年来对上海滩历史的挖掘整理以及对“外滩”认知态度的转变来看，以上海的人文历史就足可考证“外滩”一词发源于中国文化，始用之于中国本土，因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排斥将其作殖民主义色彩理解。也惟此，外滩才能在当代中国薪火相传。
        一考地名、桥梁中以“外”称名者古已多多。
        就汉文字使用习惯而言，有称“‘外’字多用于区分方位，一般常用释义多与‘内’、‘里’相对，解作外面、外面的或外边、外边的”（参见南沙雨《推本溯源话“外滩” 》）。
        在旧时上海，“其实临江一面均称‘外’，诸如苏州河上的桥临江一面的称外摆渡桥，洋泾浜上临江一面的桥也加上‘外’叫外洋泾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特色志丛书—上海名街志》第19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上海）。上海外滩恰好处于外摆渡桥与外洋泾桥一线。
        而外摆渡桥所在之处，于“上海开埠前此为渡口，称‘外摆渡’”。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刚更坦言：“上海的市政在19世纪就进入了跨苏州河（笔者注：苏州河早期称吴淞江）发展的阶段。苏州河两岸的交通，开始是舢板、划子作摆渡工具。上海方言把渡河称为‘摆渡’，渡船称为‘摆渡船’”；“苏州河与黄浦江合流处的渡口称作‘外摆渡’、‘头摆渡’，今四川路桥附近的渡口称作‘里摆渡’、‘二摆渡’，以后更有‘三摆渡’、‘四摆渡’。租界开辟以后，上海城市爆炸式地发展”（李天刚：《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第20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上海）。可谓彼时彼处的上海方言“外摆渡”与“外滩”具有同质化的语言文化基础。
        二考“外滩”原系“外黄浦滩”之简称。
       “黄浦滩，位于上海老城厢以北，属旧城厢以外，故有外黄浦滩之称，简称外滩，亦称黄浦滩。……上海开埠前，黄浦滩一带人烟稀少，浜河纵横，是芦苇丛生的荒滩。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殖民者对‘利于贸易运输，有发展余地’的黄浦滩十分垂涎”（《上海特色志丛书—上海名街志》第190页）。这里所指的上海县“老城厢”、“旧城厢”最早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时为抵御倭寇的侵扰即已构筑城墙，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后，老城厢迅速繁荣起来，“并且跨越城墙延伸到了城外，尤其是在近黄浦江边沿岸的大小东门（十六铺）港区一带”，“1914年老城厢的城墙被全部拆除”（张锡昌：《中国城市老地图》第17-1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上海）。由此可得知，是外滩成名在先，而租界（先前称居留地）形成在后。
        基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专业性、集体性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权威性，以及该定论的最新性（2004年6月），相信人们对于“外滩”一词的源流正史已有判断。其定论对笔者“外滩乃‘城外之滩’”的说法给予了有力支持。
        外滩为“外黄浦滩”的说法尚有别论。《中国导游十万个为什么—上海》一书在“外滩名称是怎么来的？”一节里介绍道：“过去上海的地名习惯上以河流为界，上游地段称‘里’，下游地段称‘外’。外滩曾分别称为‘里黄浦滩’和‘外黄浦滩’。那时的外滩是芦苇丛生的荒滩和几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四周是河流纵横的田野，偶尔有几间零星的农舍”（蒋炳辉：《中国导游十万个为什么—上海》第7页；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北京）。其后接着介绍：“据说，过去有不少外国人在周末乘着小船，来这儿打野鸡烧野味，因为这里是城外的一块滩田，故称外滩（当时的上海县城就是现在的南市，城墙就是现在的中华路、环围马路，长约4500米，高为8米）”。但后一说法由于仅是传说，只可认为是“城外之滩”说的另一版本罢了。
        三考“外滩”中文名称有其起源。
        外滩，这个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名称因何而来？这个谜团本来早该破解。李天刚教授新近在“开埠为什么是外滩”一文中论道：“在上海，每年都会有新的土地从江边、海边冒出，上海人就把这些土地称为‘滩’。外滩的中文名称就起源于此。它（指外滩，笔者注）原本只是黄浦江边的一块滩地”（林剑主编：《发现上海书系—上海时尚160年海派生活》第1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上海）。这里不仅解释清楚了外滩的自然地理环境问题，同时也指明了外滩中文名称、概念的起源问题。依此，外滩与外滩建筑群的区分也就明显化了。许多人的认知误区其实就在于把上海外滩“建筑群”与“外滩”概念等同化了！
        四考“the bund”与“外滩”二者含义绝不等同。
        客观地说，起先英国人把江滩马路叫作bund 是缘于借用了居住于印度的阿拉伯帕西民族以东方人习惯对河滩的称呼“the bund”（参见龚莲《“外滩源”不做“新天地”……访“外滩源”项目概念设计负责人常青》）。这样一来，“‘bund ’本身就是东方民族的地理环境用语，而非英语原本语汇；bund本意为‘河滩’，没有任何政治含义或政治歧见”（参见南沙雨《推本溯源话“外滩” 》）。李天刚教授也说“（外滩）这块土地……英文路名叫‘the bund’，意思是‘江边堤岸上的小道’”。
         前已论及，外滩这一中文名称起源于中国本土，乃外黄浦滩之简称；外滩成名在先，租界形成在后。进一步说，“外滩”中文名称在中国民间的使用应早于“the bund”，且“外滩”一词的含义确定、明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至于有人说“‘外滩’一词在英文中有殖民文化的意义”，这需要辨析。其一，这不在“外滩”词义本身，而仅仅是在“英文中”有某种殖民文化的意义。其二，“the bund”的某些殖民文化色彩纯系西方人恣意为之。正如蒋炳辉所说，“……英文把外滩拼为‘the bund’,意为河滩。由于近代西方列强在中国开放城市中建立的租界大部分是在河滩地边上，于是英文‘the bund’也被西方人译为列强在远东建立的殖民地”（《中国导游十万个为什么—上海》第7页）。由此处可知“the bund”当时在远东地区还是一个泛用词，非仅指中国上海的外滩，而且二者在翻译上属借用关系。其三，当时上海乃至中国仅可算作是半殖民地，上海“不同于香港，不同于远东出自殖民文化模式的口岸城市，而是在局部范围（公共租界）内实行侨民自治的远东近代都市”；“当英租界、美租界合并改名公共租界时，它已不再是单纯的外侨居留地，……它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工部局（侨民自治政府），而居民主体却是华人” （罗苏文：《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第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上海）。因此，不管“the bund”有几多含义、如何演变，那都是不同范畴的问题，不能反过来约束、限制土生土长的“外滩”这一中文名称主体的含义与应用。况且当代中国并没有谁直接将“the bund”或“bund”冠之于某景区或道路。

        上海开埠，西风东渐，近代上海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许多人说，解读上海要从外滩开始。而我要问，解读外滩又从何开始呢？恐怕不能局限于另有“夷场”、“洋场”之谓的租界，“外摆渡”、“外黄浦滩”等等才是解读外滩的一把好钥匙。诚然，同时还得要有广阔深邃的历史时空视野和一颗平常之心，因为“对上海诸多历史密码的解读、讲述，至今还仅仅是开始” （《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前言第1-2页）。
        如上，由外摆渡、外黄浦滩及至外滩，脉络清晰，风格统一。可以肯定，“外滩”完全是一个中国概念，值得加以传承和进一步丰富、发展。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上海外滩“建筑群”区别于外滩概念，应另当别论。

                                                    （2005-7-5  12：25初稿；2005-7-7  22：13修订）